19310918 九一八不抵抗
可怜堂堂国民党，各派系勇于私斗，祸国殃民，一谈抗日，就都哑巴了。
9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表态，对日本武力可退让，交涉不放松。
而同一天，
蒋公给各地方长官发电报，虽然日本侵略，不过重点是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各地官长应负责镇压：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里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23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提出：
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
同一天， 蒋公到临时党员大会“挥泪报告”，对社会公开国府最高领袖的对日立场，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我全体同志……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
那么广州政府呢？10 月 6 日发表通电，认为“应根据公道与国际正义，要求国联及非战公约各国正当制裁”，认为这样“日本唆使东省独立之阴谋”就“必能消灭”。
一天之后的 10 月 7 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 蒋公致电 叶楚伧，要当地警局负责给日军买菜，并负责送货到船：
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最后。1933 年张学良下野了，何应钦上位，东北军跟着国府中央、何应钦，抗日是否掀起了大好局面了呢？可惜一签塘沽、二签何梅，进入“侈谈抗日，立斩无赦”的时代。日本小吏一恐吓，中央军华北部队竟能“连夜”“徒步”一退上千公里。你东北军想抗日？于学忠 河北省主席给免了吧，去“剿匪”了吧？
1933 年 3 月，张学良承担热河沦陷责任下野。4 月，热河——长城抗战正如火如荼，不过在 蒋公看来，这不过是应付各方压力所不得不为的“糊涂战”。在 1938 年 3 月 8 日的《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中， 蒋公剖明心迹道：
从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都说，我们应立刻同日本开战，不问胜败如何，且拚一仗再说。这不但是糊涂战，而且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我们自九一八之后，大家埋头苦干，养精蓄锐，这几年国家才有统一，全国的军队才有一致的目标，拿全国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大家埋头苦干，不能说是没有价值。我们在一二八、长城之役，打的是糊涂战，我们要知道，同敌人打仗不是一拚就了事的，是个军人没有不能拚命的，不过拚命要对国家有利益，才能去拚，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求国家的生存，求国家的独立而战争的，如果我们不能算定有最后胜利的把握，就要害我们的国家，就是糊涂战，所以在未开战的时，就算定最后胜利的把握，所以在九一八的时候，不能同敌人打，如果那个时候同敌人打，我们打的就是糊涂战，一二八、长城战役，也是一样的糊涂战。
4 月 4 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进犯海阳，何柱国部展开海阳保卫战。同一天， 蒋公出发赴前线督师。你以为 蒋公是前往平津给抗日前线国军打气吗？可惜如同九一八一样， 蒋公是坐船赶赴江西“督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国抗战热情实在太过高昂，连 蒋公派到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大都“南辕北辙”，无心剿匪，一心北上抗日。 蒋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坐船前往剿匪前线。
经反复思索、改了又改，４月６日 蒋公给国军各将领下达手令，提出了著名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原令如下：
告各将领。本总司令以新淦失陷，匪势猖獗，特于昨夜驰抵南昌督剿，特为我各将领剀切痛告之：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御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于灭亡，岂仅暴露我革命军人无决心、无勇气之弱点而已。徒使匪寇枭张，坐失时机，必致一事无成，束手待毙，可不痛乎！
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以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偷生怕死者视之，非特我革命军中所不齿，直视为亡国奴之不若，是其死有余辜，本总司令决不稍加姑息，使我已死将士留有遗恨。**故本总司令此来非仅为党国清匪乱，且为我阵亡将士湔私恨，而尤与我未亡各将士，共雪此革命军未有之奇耻也。
今再举我中路军言之，实以上下骄矜，不知戒惧，故乃以数倍之众，竟受丑类奸计所算，遭此挫折，然实非决战而败也，何自气馁至此。若视昔日过去以少胜众之战功，果为何如耶！试以安心静虑计之，则知今昔匪我之兵力，其果有增减几何耶？兹姑不论其他，仅举中路军而言，未战部队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各师共八师之众，而况其余各部，如十一师等尚能于最短期内，恢复其战斗力，则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奈何竟自馁其气，畏匪如狼，以丧失我革命军人之精神也。
总之，战争之事，全在专—，所谓成于一，而败于二三也。若稍一分心，则覆亡随之。此今日各将领南辕北辙之心理自败之，非赤匪之果胜于我也。**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生且无立足之地，尚何有厚颜以谈北上抗日耶！**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希各懔遵。
此令。蒋中正。四月六日。
就在一天之后，日军向喜峰口发起猛攻，赵登禹率部艰难抵抗。不过此时前线将士们还不知道的是，政府和“名士”们已经在多方酝酿妥协了。
4 月 2 日 郑介民 致电 蒋公，报告北平以胡适博士为首的“名士”们正在积极运作妥协：
胡适、张伯苓、熊希龄等以为日再进攻，我军必无力保持平津，故运动与日军局部妥协，依上海先例与日结一地方停战协定，以维持平津安全，现正积极进行。
到了 5 月 30 日，当傅作义部仍在昌平同日军激战之时，胡适终于跳出来直接上书 蒋公，高呼：
避免局势扩大，当亦为国联、国际所渴望，**此时千钧一发，稍纵即逝。**华北谈判在一定大范围中应有全权应付危局。
蒋公复电：
卓见甚佩。
5 月 31 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成立，冀东变“非军事禁区”。“冀东”的边界，是延庆 - 昌平 - 高丽营 - 顺义 - 通州 - 香河 - 宝坻以东以北地区。也就是说出了回龙观、天通苑，到了副中心已经没有中国军队。
从此，热河——长城抗战如 蒋公所愿顺利结束，“逆来顺受”换来了“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的大好局面。
那么之后接替张学良的 何应钦 又是怎么个“抗日”法呢？
1935 年 2 月 9 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
自钧座东日谈话发表，日方舆论颇示好评。惟多数仍谓须看此后事实表现如何云云。职意当此国力未充，一切建设事业正待努力之际，钧座即以此种光明正大之态度昭示世人，则在最近三五年内应使全国党政军民均能本着此种态度发为一致之言论与行动，任何屈辱逆来顺受， 免贻日人侵略之口实。至于国家安攘大计，只能使最高干部三、五人员预闻，以防泄漏机秘也。职何应钦，佳未行秘，叩。
1935 年 6 月 6 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提出中国对日侵略总体应对方针，一方面调整冀、察省府，选派亲日人士出任，一方面取缔抗日活动，以免发生“重大事变”：
吾人认识日本国策之后，当自动先行处理华北内部，对河北、察哈尔两省应多派与日方稍微接近之干练人物主持，所有党部、政府各方面之表面工作一概自行取消，切实从改造省之庶政着手，以免贻人口实。一面表示我无对抗意思，只求自己整理内政，使华北不致再生重大事变。
1935 年 6 月 10 日，作为何梅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见 理水：【档案揭秘】高端卖国术——何梅协定国府决策内幕），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令：我国当前自立之道，对内在修明政治，促进文化，以求国力之充实；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此令。
对于已经占领台湾和东北四省，将冀东非军事化的日本，国府竟明令为重要的、需要睦邻的友邦，并正式通过法令宣告将严酷镇压抗日运动。除了国府主动执行的书报杂志检查，取缔抗日团体之外，《敦睦邦交令》还成了日本侵略的重要工具，也成了套在国府头上的“紧箍咒”。日本使领馆以此为工具，照会各地不得“排日”，威逼要挟国府撤换有抗日倾向或者对抗日活动取缔不利的官员，事实上对我国官吏具备了一票否决权。
2 天之后的 6 月 12 日下午，在日本恫吓下，吓破了胆的 蒋公致电何应钦，要求北平中央部队“全部星夜徒步撤离”，一退上千公里。
北平附近之中央部队应即全部星夜徒步撤离，仍须防止借口挑衅，力避冲突。
就在这屈辱 3 天后， 蒋公就又念念不忘皇军的体面了。在给汪精卫转何应钦的电报中， 蒋公千叮咛、万嘱咐，要对日军尊重，“与其体面”，千万别让皇军不高兴：
而对其军人，则应设法旋转，与其体面，勿使其更恼羞成怒，否则彼少壮派绝不肯如此罢休。
